我在快离开西南政法大学的时候，才慢慢窥见了它的悲怆的那部分面容。它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即使到了50岁的年纪，眉宇间依然气度非凡。但它的确是在走下坡路了。《南方周末》上的那篇《风雨仓皇五十年》，尽管有些事实上的出入，可还是写尽了西南政法大学日前的落寞与萧索。当时我正大四，那天的报纸在学校周围被快速哄抢一空，在路上遇见的每个读过文章的同学都掩饰不了眼神里的失落和痛切。还记得在那前后的一场讲座上，一位平时激情飞扬的老师在结束处高声疾呼：“西政不死，生生不息。”一刹那间，讲台下的几乎所有人都在掌声雷动中泪流满面。那是学校的50年诞辰，本该是喜庆的日子，却被一种悲壮感夹杂其中，竟有了别样的苦滋味。
　　　　
　　　　我就是在这种有些伤感的情绪中，开始了对这所大学的回忆。高考时对它的选择，常让人感叹命运的无端。以我当年的分数，完全可以稳稳地报上复旦与武大，却不知为何填上了西南，正如我在阴差阳错中选了法学这个专业一样。或许是那时一腔热血的冲动，胸腹中还藏着救世济民的妄念，以为法律就是正义的尘世现身——当然，可能是这样，但也可能，法律是最没有正义性的僵硬教条，就如上帝死后，宗教是没有内容的虔诚。2000年9月的一列破旧而缓慢的火车，把我从中原的早秋带进重庆盛夏的炎热。时光是向前的，季节却倒逆着它的步伐——荒唐，四年后的最深切的感觉在一接触大学的土地时就被预感到了。
　　　　
　　　　学校不大，也不精致，更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股堂皇之气。好在重庆的各个高校的校园没几个可堪入目的，这才找到些许心理上的安慰。从图书馆到教学楼，从食堂到厕所——原谅我这个近乎反胃的说法，但一个事实是，判断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城市牛气高下的最简易的标准，就是看它的厕所的修缮程度——都让新来的受难者们满面失望，让经受过一年或更长时间打击的人目光漠然。稍作安顿后便去第一食堂吃饭，那个时候一食堂上面的电影院兼舞厅还没有撤除，所以我印象中总抹不去这样的图景，楼上载歌载舞，楼下怨声一片——食堂饭菜的味道总是不能恭维的。我第一次去吃，是尽了最隆重的礼节才勉强吃完，然后拍着五脏艰难翻滚的肚子对送我上学的姨夫说：“不错，菜里还有些肉，比在家里强多了。”
　　　　
　　　　我住的寝室，在二舍五楼的中间513号，据说是由原来的厕所改装而成，这难免在潜意识里给同寝的兄弟们营造了一种压力，所以我们在寝室吃饭时从来不敢多想，以免产生错觉。万幸的是改装后的房间与他人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仅仅是小了一点，没有钉在墙上的书架。之于我，这却是最大的麻烦。四年来我的床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位置是留给书老兄的（放在床下箱子里的多是教材，那些东西即使给蟑螂侵蚀了也不会心疼），且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愈发高耸，要好的朋友们总是担心我半夜里不小心滚动时被书砸伤或者砸死，好在我善事做得少，这种很荣耀的事情一直没有降临在我身上。但每日里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辗转反侧也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我居然能忍受这么长的时间，以致于临毕业我将几百本藏书全部打包托运走时，床上空空荡荡了，晚上竟然无法入睡，心里也变得空空荡荡。空虚之余，只好爬起来对月把酒高歌。
　　　　
　　　　重庆因为难得有太阳当空，所以相应的月亮也不多见。漆黑的夜是恋人的天堂，可偌大的校园却无从找到一块适合作肉搏战的场地，委实让某些不太富有的鸳鸯感到悲哀。比较幸运的大多数单身汉经常骂的是重庆的天气。大学尽管是在城市的郊区，但仍然逃脱不了雾气蒙蒙的笼罩。山城的街道狭窄陡峭，空气也因不容易流通而不利于大众的呼吸。不过这些都在我离开之前得到改进，看着后来人幸福而无辜的样子，我们或许心生恨意，却也无可奈何。这个表情一直延续到我们见识了渝北新校区的模样。“那里的天空多蓝啊，那里的空气多清新啊。”羡慕得口水都快流出的这位兄弟，在第二天中午醒来后对我说，他梦见我们在新校区重新开始了大学生涯。那是大四，我们都很快忧伤起来。

　　　　
　　　　还有一个真正让我们忧伤的所在，就是似乎已经消失了的电影院。这样模糊的说法，是因为电影院的位置已不再固定。当一个大学连个固定的看电影的场地都没有了，该是让那些伪浪漫主义者多么伤心。电影院的前世今生应该是这样：从最早在一食堂上面与舞厅的并体；到了与破败的小礼堂的合一，上午开研讨某种精神的例行会议，晚上放映关于一些肉欲叙事的小资片子；待小礼堂被发达后的校友出钱修成“岭南学术报告厅”后，又演绎成了电影与学术报告的争夺战。这似乎到了考验这所大学的关键时刻：当夜晚来临之际，要电影，还是要讲座？（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一流而且叫座的学术问题拿到报告厅里争论），可惜我还没看见这场隐形战争的高潮，就卷铺盖离开了。
　　　　
　　　　我还想说说学校后门的那些小饭馆。它们更换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与时代进步的节奏。在临走时，我装出一幅依依不舍的多情样子四处乱转，到了后门，竟发现只有三家看起来还比较眼熟：一家是名声最响的快餐店，那里随套餐配送的一小碗紫菜蛋花汤异常可口，可如果单独点这个汤，却要被大厨烧得一塌糊涂；还有一家是烧烤店，毕业前一个月的深夜，我几乎都是在那里面靠墙的第一张桌子旁度过的，周围萦绕的是啤酒沫的清香与烤豆干的辛辣，还有一杯到底的豪情与双手紧握的神伤；还有一家——已不是饭馆了——小商店，那里的诗仙太白要比别的超市便宜五角银子，因为便宜而又让人感觉特别甘醇，四年来我们不知帮它消耗了多少酒水，它也回报了我们不少的烂诗歌与臭文章。最值得怀念的一家，已经改成了网吧。大二时我主编的每一期《守望》杂志做完后，编辑部的一干人总要在那里的一号雅间狂饮一场，激情与理想同在。造化果然高明，等到头来我们的一切抱负都烟消云散了，人也各奔东西，那个可供一聚以畅谈阔论的地方也变成了一个仅仅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的存在。
　　　　
　　　　越过这些混乱的建筑的残破容颜，我是否该回到记忆的深处，说说那些所谓的漂亮女生与白发先生？漂亮的女生早已被谈出老茧了，四年来的多少个深夜，她们成了寝室的兄弟们的话语粗暴蹂躏的对象。而白发的先生——原谅我的短视，大学里到处都是大腹便便的教授，头发黑得胜过三峡广场的斑斓夜空，白头发的先生不会比食堂里的有好脸色的师傅多几个。据说白发是学识丰厚的象征。但这已是一个学者日渐稀少的时代与国度，更何况是在这个地理上有些偏远的大学。我所接触过的堪称学者的先生，不过两三人，更遗憾的，是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可资回顾的东西，他们都深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老教诲。倒是某些大言不惭的老师，永远刻在了记忆深处而难以磨灭。记得一个狂妄无比的青年先生，很喜欢说“我在国内某某研究领域排前三名等等”，然后听得下面惊讶声与掌声雀起而洋洋自得；还有一个先生，言必称西方某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却会将“霍布斯”与“霍布豪斯”搞混。听这些人讲课，如果不认为是浪费时间，那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学四年，我上的课加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一年。这似乎与张远山先生很是相似，他在一篇小文章里说很后悔多听了这一年的课程，我深有同感。而且我更后悔的是，我听的这一年多半是政治理论与大学语文之类。但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能拿到两次一等一次二等的奖学金，的确是一种奇迹。关于考试，我从来没有作弊过，但也从来没有挂过科——据说大学里不作弊不挂科的学生不能算是好学生，看来我真的难以忝列其中，但其它几项标准我倒是符合了：好学生要喝酒；要打牌；要上通宵网，而且必须上带点颜色的网站；要看毛片，必须是一级以上；要逃课；要失恋；要骗人也被别人骗……
　　　　
　　　　我该拿什么结束我的抱怨呢？用这个大学的诸多好处。这些年的沧桑，它的怀抱里毕竟走出了那么多优异的家伙，那么多真真假假的学者与官僚，他们都是我们平日里在外校的朋友面前吹嘘炫耀的资本；感谢它的开明的选课制度，那么多没水平的老师，给我们的逃课行为留足了正当的理由；那么多有水平的先生，赋予了我们学识与良知；感谢它的自由与开放的思想风格，惟有在这点上，它赶上了中国、甚至世界的一流，连北京的一些先生们都叹息，他们在这里，仿佛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氛围——而对于我，在经历过一些磨难后，才知道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我应该感谢它的图书馆，那么多落满灰尘的好书——它们也应该感谢我的到来，打破了它们寂寞的命运，我们在身体的邂逅里完成了精神的倾听；感谢教学楼后的小石凳，我坐在那里，听了很多场免费的音乐会；感谢两个学术报告厅的拥挤，在肉身苦痛的同时，我用耳朵享受大脑的快乐……还有这个学校，它终究还有些贵族气，还能给我们挣回面子，它还是可能走向辉煌的复兴——这个说法源自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学校的医院楼前，赫然高悬着一种避孕药的广告牌。我很悔恨没有在那个牌子下面拍一张照片，让我的身影永恒地滞留于那种不失幽默的庄严中——这种矛盾的气流，穿越了我的青春。

　　　　 
　　　　2004年7月29日
　　　　
　　　　
　　　　
　　　　十个片段：为了别离的纪念
　　　　
　　　　
　　　　我醒来，醒在一把铁锁内
　　　　也醒在一把雨伞里
　　　　一把铁锁并不能阻挡真正的盗贼
　　　　一把雨伞并不能将暴雨扛住
　　　　但我们永远依靠我们靠不住的事物
　　　　 ——西川《醒来》
　　　　
　　　　
　　　　一、我坐在这栋装祯精美的办公大楼里，表情沉静一如往常的每个午后。我的位子贴近墙壁，粉刷不久的墙时常有白色的灰屑飘落。有一次我工作累了，转过头来活动身体，灰尘纷纷扬扬落下，竟让我误以为那是雪花，心中陡然浮起一种遥远的感动。待看清后，我连骂自己糊涂，这个美女如云的城市怎么可能会下雪呢？可再后来我才悟到，我不该对那一瞬间的感觉给予太多的责怪，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欺骗与自我欺骗之中，多了一次欺骗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必去抱怨生活的糟糕。
　　　　
　　　　二、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了。这也应该算是重庆多家报社中最豪华的办公大楼。椅子不错，远比寝室的木制凳子与铁架床看起来舒适。电脑倒是很容易死机。抽屉里堆满杂乱的文件与旧报纸，零落间藏有很多辛酸的点滴，最里面躺着一根红色的平安结，一个朋友在寺庙里为我求得了，给了佛祖十元银子，说能保佑我很顺利地挣上大钱——对于我这样的穷鬼而言，再也没有哪个祝愿能比得上发财更让我心生感激了。所以我把它放进了工作的地方，在心神麻木之余开始冥想天上掉下馅饼的好事。
　　　　左手边是个破旧的红色电话机，经常掉线，但会在我昏昏欲睡时猛然响起，打断我的发财梦。接起来，听见一声粗糙的怒斥：“你们报纸每天登这么多烂广告，还让我们读者活吗？”我只能连声道歉，神态虔诚地让自己感动得几乎掉泪，然后是推辞，这不是我们周刊部管的事，请您打电话到广告部去，他们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挂上电话，紧跑几步向领导请示，以后对这样的质问，该做怎样方便的解释。那个总是面带倦意的中年男人摇着硕大的头颅，感叹一声：这世道。便埋头打他的游戏。只剩下我孤零零地站着，等待下一声电话铃响。
　　　　
　　　　三、我在这家报纸干了五个月。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能得到这样一个提前介入社会的机会——这是堂皇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有一笔不薄的收入——我很感激报社的宽和；但五个月后，我发现我更应该感激的，是我自己：我居然能在这样无聊的氛围内坚持如此长久，甚至做上主力的位置而满面坦然，还能在辞职时显得依依不舍。五个月前，我到报社来，是想用自己的观念改变这个社会，可现今，是这个社会的观念首先把我改变。我似乎不会愤怒了。社会是这样的伟大，它使一个愤青如此快速地脱胎换骨，打造成了一台熟练的微笑机器。您好，我会拖长声音说，无聊的工作——我比司汤达还要不幸，他说他这一生最痛恨两件事：工作与无聊；而我的工作就是无聊的。
　　　　
　　　　四、六月中旬，我做完最后一期报纸，回到学校。尽管在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寝室，但那时在校园漫步，无论如何也找不回学生的感觉；可在社会上，又没有人认为我不是学生。我的身份被置于了模糊的真空地带。我什么都不是，一种虚浮感将我笼罩。
　　　　记得一次明晰，是在四月的一个周末，去图书馆的路上，不经意抬头，竟发觉身边的栀子花在下午柔和的阳光下可以这样美丽。那种美至残酷，让我感到大学四年都是虚度了。正如后来，也就是最近，我惊诧于学校里还是有不少美女的，破败的图书馆也有那么多的好书没有细读过。当然，食堂的饭菜依旧是那样倒胃口，那些行政人员的嘴脸也依然激不起我赞美他们的心情。这些不必多说了，生活里总有些事情还是那么糟糕。
　　　　
　　　　五、三十号的火车票订好了，余下的日子便是打牌喝酒。其间还填了不少弱智的表格，用不太雅观的字回答某些非常雅观的问题：是否受过处分——无；是否受过奖励——无；是否参加过某组织——无……填完才发现，大学四年居然是一片空白，干净得一尘不染，但那种空荡感又让人不敢正视。恋爱失败，考试失败，工作失败，还是要安慰自己，敢于做一个一事无成者，像徘徊在东京喧嚣街头的四十岁的周树人。是的，这比做出成功的大事还需要毅力与勇气。所以我们仍然坚持喝酒打牌，在颓废中缓慢成长。不小心时，让啤酒沫洒在了躺在桌角的红心8上，像极了过去的日子，鲜艳中透着黯淡。

　　　　
　　　　六、在时光的缝隙间整理旧物，翻大三的读书笔记翻出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这个曾经和我同行的作家说；“每天早晨用一年前的旧报纸点火，在它们变成灰烬的瞬间看看上面那些乐观的标题，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可更让人沮丧的是，我们在今年的报纸依然要写下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更乐观的话，去透支未来的欢快心情。好在很多人都不需要对未来负责任的，他们大可在毕业留言簿上留下豪言壮语，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兄弟，苟富贵，无相忘。”一脸流氓无产者的不屑。
　　　　
　　　　七、这样的气氛之于我，委实是一种奢侈。从来没认识到时间是如此之多，扑了一面的迷惘。无奈时只得低下头，看尘土中的旧影子，陷入怀念。“一切美好都源自怀念”，一位诗人说。幸好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不然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又要落得一身臭骂。我的怀念，多半是忧伤，唯一有点美好痕迹的，都有些沉重。诸如在歌乐山中腰租房读书的苦日子，还有沙坪坝图书馆里泡过的岁月。馆址距离学校不远的路，每天中午顶着烈日步行去，晚上再踩着夕阳的尾巴归来，张弛间流失了这么多年。在那里我读到了加缪的《正义者》，读到了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读到了甘阳先生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第一辑论文，甘阳先生在他的论传统与现代的大作结尾处高声疾呼：“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当时很为他的激情所折服。可后来，我在给一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寄我的文章集子时谈论起老天：尽管“吾侪所学关天意”，而“天意从来高难问”，也只得“美人经卷葬年华”。引陈寅恪、张元干和龚自珍三人跨越了千年的诗词，一句话里竟有了说不尽的古旧落寞。在最应该激情汹涌的时刻，我写下如此低沉的话，同时想起大学四年的虚脱与甘阳先生的豪气，真的有些悲哀。
　　　　
　　　　八、因袭着这种灵魂的疲软，我还想起了另一桩往事。我的诗人朋友张达君，在我们都处于大二的美妙年华时，写下了《致我们的十九岁》，以小说的形式——尽管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那是一篇相当抒情的散文。可到了现今我才明白，我们原本的争论是多么可笑，文体有什么意义呢，如同我们的年龄？重要的是那长在文体与年龄背后的事物，一种荒芜到足以让我们迷失的情感。当我鼓足勇气直面它时，已经22岁了。更有意思的，是依然有人，诗人邱正伦，在一次酒会上满腔正经地对我说，22岁是人生最美好的年纪。这话由一个年过不惑却年轻得近乎可爱的诗人说出，我除了表示敬意，别无可言。
　　　　
　　　　九、离开重庆那天，天气热得让人感觉呼吸困难，但空气的沉闷压力阻挡不了伤感的流淌。置身于那么多送行的朋友中，我只是装着洒脱，努力不去想那些遗落在铁路两旁的往事，我知道怀旧如那生长在石头间隙里的杂草，在未来的某一日，会攀上我满是皱纹的额头。
　　　　一位朋友说起他的经历，同寝室的几个兄弟喝酒，一个快要走的家伙说，幼时生性孤僻，没有朋友；高中时性格改了，但太侍才放旷，仍没有朋友；大学四年，沉迷于游戏而荒废了学业，无所成就，“我唯一的收成就是你们了。”一刹那间，所有人都泪流满面。
　　　　最后离开时，我照了下寝室的镜子，冲自己笑着。那是一张陌生的脸。我仅仅识得它的眼神，有刀锋一样的锐气与脆弱。所以，在走出校园的路上，我一直没有回头，怕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打湿四年的寂寥。
　　　　
　　　　十、浑浑噩噩地上了火车，似乎到了安康地界才清醒了一些。恋人的哭泣与朋友的叫喊都已飘远，此刻缠绕在耳际的，倒是黄土地上厚实的足音。四年前捡矿泉水瓶子的黑瘦孩子已不见了，而我也漠然到不再吝惜那瓶里的最后一滴水。只是这块土地的伤口仍没有愈合。记忆里干涸的裂痕，在这个夜晚烁烁闪光。
　　　　嘈杂的车厢里顺手掏出的的诗集，竟是特拉克尔的吟唱，一位学长在临别时所赠。这个的德国的黑暗诗人，一生都在灰暗的空间里挣扎。27岁那年，他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翻了两页，一点也无阅读的感觉。现在我是如此厌恶这种阴晦的写作，其强悍的程度，一如两年前对这类诗歌的狂热喜好。如海子般对黑夜的沉迷是没有改变的，改变的只是我面对现实的勇气。
　　　　回头望向火车驶过的路，重庆已在渐行渐远中失去了踪影。地图上，那是一座遥遥的城，在生命的深处凝结成一幅奇特的图腾。四年前登上去重庆的火车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在如今返乡的途中，竟感到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疲惫——“和青春一起苍老”。我倚在硬座上，看窗外朦胧的风景疾掠而逝，空荡荡的心中想起的，却是诗人宋尾说过的一个小事件：他说他小时候，在废墟间将一条小狗收养回家，到过年时狗长大了，却被父亲和哥哥捉来杀掉，那个晚上，全家人都围着火炉吃香嫩的狗肉，只有他缩在屋子的角落里，缄默如铁，他在心底祝愿，祝愿这条狗来世投生为人，可多年后他才晓得，当年的愿望是多么幼稚——在这样的世道，做一个真正的人，远远要比做一条狗要艰难得多。我在莫名的疲倦中重述这个故事，眼角竟些许湿润。就在2004年的夏天的开往中原的火车上，一个自认为已经看穿世事的年轻人发觉，他居然还是一个可以很快就能忧伤起来的理想主义者。
　　　　 2004年7月